思想｜论马克思的信念

　　[摘 要]早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从此以后，“消灭私有制”成为信仰的核心。即便如此，仍然有人仅把视为一种抽象的历史必然性。唯物史观是《宣言》的“核心的基本思想”。在列宁看来，《资本论》把唯物史观由假设变成了科学。由此，马克思的信念不再是一种“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而成为经过系统论证的新的科学形态。《资本论》证明，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自我否定的规律即利润率下降规律发挥作用的必然结果。这使对信仰的证实和证伪成为可能。

　　围绕《宣言》中的“消灭（扬弃）私有制”问题，曾经产生过无数争论。很多人反对“消灭私有制”的提法，原因主要在于望文生义，误以为就是要“共”一切“财产”，包括个人消费品。但更多人，包括大量员甚至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内，明明知道“”的含义是指共有资本或生产资料，也仍然会对表示怀疑。可见，了解什么是，并不代表必然相信。这说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知识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信仰问题。但是信仰有多种，而且往往是相互对立的，例如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宗教信仰和科学信仰、私有制信仰和信仰，等等。不在信仰层面上进行具体分析，以为只是让人们理解“什么是”，人们就会自动地去相信它，这种想法未免天真。

　　把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区别开来的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早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创立了唯物史观，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因此《宣言》中的理论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按照列宁的看法，在《资本论》之前，唯物史观“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是《资本论》把唯物史观变成了“科学”。从此以后，马克思与那些把视为宗教信仰、非理性信仰或单纯理性信仰的人分道扬镳，马克思的信念成为一种经过论证的科学信仰。

　　并不是指共有一切财产，而只是指共有资本、共有生产资料。对于员来说，这本应是常识，无须任何说明。但共有生产资料为的是什么，并不是每个员都清楚。回答很简单：为消灭谋生的活动。马克思把谋生的方式叫作“生产方式”。比如资本家依靠资本谋生、无产者依靠劳动谋生。只有生产资料公有，才能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制度，人类才不必再为谋生而劳动，从而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条件。

　　在《宣言》中，这一思想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但是，人们却仍然为中译本究竟应当翻译成“消灭”私有制还是“扬弃”私有制争论不休。主张翻译成“扬弃”的学者，理由是德文原词本来是多义词，其中一个含义就是“扬弃”；反对者举出经过恩格斯审核的英文版，指出在那里翻译成了不具有“扬弃”意义的“消灭”。两派学者都没意识到，其实从《宣言》1848年德文版出版到1888年英译本出版，作者的思想已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宣言》发表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表达的是“扬弃私有制”的意思，那么，到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表达的肯定是“消灭私有制”。而这一变化恰恰是与由一种历史信仰变为历史科学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

　　同“消灭”不同，“扬弃”是一个德语中特有的哲学概念。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曾经指出：在这本书中“到处都不难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是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恩格斯接着说，“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但它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

　　恩格斯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说的这句话，也适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早期著作，包括《宣言》。但是“扬弃”作为与“人类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概念，毕竟是哲学批判的结果，按照上述逻辑，我们能说“扬弃私有制”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正如恩格斯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已经确立这一线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已经确立这一真理。他不仅在“私有财产与”一节中，通过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完成、私有财产的否定、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三个环节，论述了对私有财产的扬弃，而且在“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中专门讨论了“否定的辩证法”。顺便说一下，马克思当时所说的“私有财产”指的正是资本，他把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当成实体与主体（客体与主体）的对立来研究，由此得出了人类解放实现之后的社会即“人类社会”（或“人的社会”）的概念。马克思精确指出：作为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并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形态”。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对的信仰已经由哲学层面上升到历史层面，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了“革命的实践”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明白准确地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者”。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初步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把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作为历史发展的核心概念。由此，《宣言》第一章的理论基础（唯物史观）和第二章的理论基础（剩余价值理论）终于双双齐备。因此，到《宣言》发表的时候，马克思的信仰已经坚如磐石，不可动摇了。

　　在《宣言》1883年德文版的序言中，恩格斯精确指出，“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即唯物史观，“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但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一直到《资本论》出版之前，唯物史观仍然是一种假设，尽管是科学假设。由此决定了马克思的信仰仍然是“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线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的信仰还只是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哲学真理一样。就此而言，恩格斯强调《宣言》的基本思想时谈到阶级斗争，讲“这个斗争现在已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既然是解放“整个社会”，那么，对于1848年版的《宣言》来说，“扬弃私有制”就比“消灭私有制”的翻译更加贴切，但是“消灭私有制”更加合乎在《资本论》中形成的历史科学观点，因而对于1888年英译本的翻译来说更加贴切。“扬弃”毕竟是一种含混的哲学概念，而“消灭”则成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概念。

　　列宁是在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唯物史观经典表述时，提出当时唯物史观“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的。唯物史观根据生产方式划分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但必须解剖其中的一个形态，让它的变革机理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显现出来，唯物史观才能成为科学。列宁进一步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马克思研究了商品经济社会怎样通过把劳动力变成商品，“怎样变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而造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抗的……阶级，怎样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内在地包含着自我否定的因素，由此，“马克思……第一次把社会学放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如果说，人们在阅读《宣言》时，更突出两个“不可避免”，那么，阅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时所突出的则往往是两个“决不会”。有的人仅把前者称为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片面的。其实，两个“必然”的完整表述应当既包括两个“不可避免”，也包括两个“决不会”，因为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既在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也在于“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即雇佣劳动制度发挥出它所能发展的“全部生产力”。在这里，马克思强调的仍然是“整个社会”的解放，马克思甚至把之前的社会都称作“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资本论》之所以使唯物史观成为科学，是因为唯物史观是从历史学角度而不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的灭亡，而《资本论》则是从社会学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经济的社会形态”（列宁称为“社会经济形态”的各种各样的形式或“社会经济诸形态”）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从逻辑上看，《资本论》是一部从辩证抽象到辩证具体的逻辑学，包括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逻辑、资本自我扩张的逻辑和资本自我否定的逻辑。从内容上看，马克思首先研究了“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自我扩张和资本自我否定的历史条件。正是对这种历史条件精确的具体研究，使唯物史观上升到科学层面。

　　列宁曾经指出，不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懂得《资本论》。我们在这里强调的则是：不懂资本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条件，就不可能懂得《资本论》。资本产生的历史条件是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分离，也就是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它使劳动从属于资本。资本发展的历史条件是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生产的全部过程要求降低作为劳动力成本的工资，而资本的流通过程要求提高作为有效需求的条件的工资以便使剩余价值得到实现，这就使资本主义生产在自相矛盾中（即一方面，生产的全部过程要求压低工资，另一方面，流通过程要求提高工资）往前发展。尤其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采取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形式。但总的趋势是平均利润率或“一般利润率”的螺旋式下降。一旦利润率降低为零，资本就还原为货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我否定的时机就到来了。在这一意义上，剩余价值剥削如何导致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灭亡，是使唯物史观从而使社会主义从哲学乃至宗教信仰变为科学的核心问题，其中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关键环节。

　　通过《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我们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规律是如何逐渐成形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是作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成果的一部分发表的。一般认为，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内容超出了《资本论》，但《资本论》的三个部分，即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展开的“资本的生产的全部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已经初具雏形，因此很多人也把《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视为《资本论》的第一稿，而把《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视为《资本论》的第二稿，把《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视为《资本论》的第三稿。正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研究了“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界限，认为这来自资本的内在界限：“（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这些界限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必然发生周期性的商业危机。马克思此时已经认识到，这种商业危机正是两个“不可避免”和两个“决不会”综合作用的结果。这是因为，商业危机本身并不能造成资本主义的灭亡，只有平均利润率（马克思称为“一般利润率”）不断下降才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资本的界限表现在利润率的不断下降中，因此必须研究利润率不断下降趋势的规律。

　　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根据资本的内在界限，研究了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内在原因：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为了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资本家试图通过科学技术创新获得更高的生产率，这使得这些资本家的单位产品中所包含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能够以高于价值的价格出售。但是“竞争使这种生产方式普遍化并使它服从于一般规律”。普遍技术更新的结果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可以获取相对剩余价值，问题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不与生产力的增长成比例……或者说，剩余价值率不按可变资本与资本总量相比下降的比例而提高。由此而来的是剩余价值量相对减少。由此而来的是利润率下降”，利润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整个社会的利润率不断下降，其内在机制正是“可变资本与总资本相比不断减少”导致的。

　　恩格斯在编辑《资本论》第三卷时，对各个手稿中马克思研究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方方面面的成果做了整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利润率下降规律是一个得到公认的经验规律。直到今天，我们仍就可以看到这个规律在发挥作用。比如在一国内部，头一批发现商机的人都是赚大钱的，第二批就仅能获得平均利润，等到所有人都蜂拥而入，就到了亏本的时候了。在国际上，越是发展中国家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越高，越是发达国家利润率和经济增长率越低。同那些误以为“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庸人”不同，李嘉图对利润率的下降感到忧虑不安，马克思认为“这恰恰证明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有着深刻的理解”， 李嘉图虽然感到忧虑，但是对这个经验的规律却未能给出正确的解释。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总结了以前的研究成果，指出：“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同时，马克思也研究了“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包括“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相对过剩人口”“对外贸易”“股份资本的增加”，等等。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考察了“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他指出：“李嘉图自以为考察了利润率，实际上只是考察了剩余价值率，而且只是考察了在工作日的内涵和外延都是不变量这个前提下的剩余价值率。”马克思发展了《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资本的界限”的理论，从“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等方面，研究了利润率下降规律的螺旋式展开机制，结论是：“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化过程也在增长。……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地发展起来，并且包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生产条件改造成为一般的、公共的、社会的生产条件。这种改造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

　　有的研究者不懂《资本论》的逻辑，误以为马克思对利润率螺旋式下降规律的展开表明他取消了这一规律，另有人认为，迄今为止利润率并没有降低为零，资本主义也没有灭亡，这证明《资本论》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错误的。这些人就跟列宁所批判的那些人一样，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科学”缺乏理解能力。作为“历史科学”，《资本论》自带一套证实和证伪的标准。

　　正如革命的实践被理解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的活动一样，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历史科学”包括“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的科学和“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科学，因为“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当代西方的科学哲学之所以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是因为他们不是从“历史科学”历史性着眼，而是从恩格斯批判过的“自然主义的历史观”着眼，人和自然由此被对立起来。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当代西方的科学哲学都立足于自然主义历史观，而不是立足于自然的改变和人的自我改变的一致。由于把人和自然脱离开来甚至对立起来，人们习惯于认为自然是可以预测的，而人类历史则是不可预测的。但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只要有人存在”，人和自然就是不可分离的；人和自然的对立反映的不过是异化的存在状态。在历史科学的视野中，人和自然本来就是实践基础上的统一，因此服从同样的历史规律。历史的本质是“改变”。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包括人的自我改变。不同的历史阶段会形成不同的历史主体和历史对象，因而遵循不同的历史规律。不能把证实和证伪标准建立在科学规律的不变化上面。

　　对于证实标准，马克思讲得很清楚：《资本论》同一切科学一样，有其理想模型。只要符合这一模型的要求，同样的规律就是可重复的。《资本论》以英国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但这决不意味着《资本论》的分析只适用于英国。“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按照这一看法，德国和其他任何国家，只要具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那么《资本论》的分析就会得到证实。

　　历史科学的证伪标准比较复杂，因为它必须把规律本身的改变考虑进去。马克思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中，借助于别人对他的评论说明了这一道理：“有人会说，经济生活的一般规律，不管适应于现在或过去，都是一样的。马克思否认的正是这一点。在他看来，这样的抽象规律是不存在的……根据他的意见，恰恰相反，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自己的规律……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对现象所做的更深刻的分析证明，各种社会有机体像动植物有机体一样，彼此根本不同……由于这些有机体的整个结构不同，它们的各个器官有差别，以及器官借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不一样等等，同一个现象就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马克思认为，评论家所描述的正是“辩证方法”。历史科学的证伪标准不能采取传统的归纳或演绎方法，而必须采取辩证方法来确定。

　　马克思是1873年1月写作《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版序言中进一步谈到了资本主义在其生产方式界限以内的发展。恩格斯承认，因为当时科学社会主义还处于它“胚胎发展”的阶段，而英国当时还处于它的“资本主义剥削的青年时期”，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一版中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的灭亡”还不具备其经济条件，所以在这方面《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哲学结论被证伪了。这一点对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哲学信仰和《宣言》的历史信仰来说也是成立的。但是，与《宣言》及其以前的所有理论不同，《资本论》是科学，它对的信仰是科学信仰，因此还有证实标准。换言之，《资本论》是肯定与否定或实证与批判的统一。这里的肯定和实证是一个词（positive），而批判和否定、革命，在马克思看来是同一个概念即辩证法的不同表现。因此，历史科学的证伪表现为理论批判和实践改造的一致。恩格斯1892年的观点属于事后的历史回顾，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以前瞻性的眼光和“自然科学的精确性”研究了资本在其限度内发展的逻辑进程。应当从这里面去寻找对《资本论》的证伪。

　　《宣言》已经注意到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表现在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中，1848年革命就是这种危机的结果。以往的危机都是由短缺导致的，由过剩导致的危机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一意义上，1847年危机和1848年革命以后的平稳发展对《宣言》的证实和证伪，开辟了通往《资本论》的科学道路。所谓“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实际上只适用于短缺经济，不适用于过剩经济。“增长的意识形态”也是这样，因为靠增长解决问题，实际上只适用于短缺的时代，不适用于过剩的时代。斯密对停滞状态的忧虑和李嘉图对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忧虑都超越了庸俗经济学对增长的盲目乐观态度，但他们都没有看到，从短缺到过剩，其内在机制是由资本的界限决定的。通过对这一界限的研究可以看到，资本过剩与产品过剩具有不同的性质。产品过剩的危机可以通过凯恩斯主义方式加以克服，资本相对过剩的危机也可以通过凯恩斯主义方式加以克服，但资本绝对过剩的危机是无解的。这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危机不可能是产品过剩的危机，也不是一般的资本过剩危机，只能是资本绝对过剩的危机。一旦利润率降低为零，资本也就还原为货币，因为从此以后价值将不能带来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将不再可能。

　　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注意到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在个别部门或个别企业的分布是不同的。从理论上说，“只要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而需要的追加资本=0，那就会有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问题是追加资本必须能够获取利润，“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殖，就是说，是占有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利润。因此，只要资本同工人人口相比已经增加到既不能延长这些人口所提供的绝对劳动时间，也不能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就是说，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这就是说，增加以后的资本C+ΔC 同增加ΔC以前的资本C相比，生产的利润不是更多，甚至更少了”。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边际利润率的问题。在竞争规律的作用下，边际利润率的降低表现为利润率在不同部门和不同企业的不均匀分布。通常情况下，越是高新科技产业，利润率越高，越是传统产业，由于竞争的作用，利润率越低。这里就出现了新资本家和老资本家之间的斗争。“在任何情况下，一部分旧资本必然会闲置下来，就是说，从其资本属性来看，就其必须执行资本职能和自行增殖来说，必然会闲置下来。”但是，一旦资本闲置，必然造成相应的劳动力人口过剩，通过凯恩斯所说的“乘数效应”形成链锁反应，就会导致经济危机。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把不能带来利润的这部门剩余资本收归国有即可。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不必以赢利为目的，即使利润率为零，为了保证工人就业，也要继续开工。结果是，同样通过“乘数效应”，被叠加的危机得到消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通过对利润率为零的部门依次实行资本主义国有化来挽救那些仍旧能获得利润的企业和部门。

　　凯恩斯革命和罗斯福新政实际上正是通过政府干预和建立宏观经济部门，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改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时代的自由资本主义已经灭亡。在历史科学的意义上，这无疑是对《资本论》的证实和证伪。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并没有完成对所有部门的国有化，而是通过建立消费社会延缓了资本主义的灭亡，20世纪7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义产生，更是通过开辟世界市场把资本主义全球化推向新的阶段，直到资本碰到空间上的新界限。这再一次形成了对《资本论》的证实和证伪。虽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计划只完成了第一册“资本”论，没有完成“雇佣劳动”论、“土地所有制”论、“国家”论、“对外贸易”论、“世界市场”论，但已经为对《资本论》的证实和证伪指明了方向。当代的所谓“逆全球化”浪潮，则再次实现了对《资本论》的证实与证伪。

　　历史科学的证实和证伪要求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体系，信仰是科学信仰。这是因为，随着实践的发展，理论也要发展。如果说罗莎·卢森堡和列宁等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在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苏联的建立和崩溃，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短缺经济走向产能过剩和资本过剩的经济新常态，就从证实和证伪两方面表明，资本就要在全球范围内到达它的极限了。一种新的文明类型即新文明，正在东方露出鱼肚白。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